和尚荡与天花荡(下)

和尚荡与天花荡(下)

和尚荡与天花荡(下)
两荡之水终得以汇入京杭大运河

  礼佛之人
  
  月亭禅师大约是坐船从东禅寺东的六墩漾而来,或走寺前小河斜桥漾。六墩漾与斜桥漾均通天花荡,走水路极为方便。与月亭禅师共建法云堂的有两位高官——张居正和陆光祖。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他与陆光祖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两人同年(明嘉靖二十六年)考取进士,张居正受到弹劾时,陆光祖曾竭力替他说话。张居正官居要职时,想引荐他做助手,陆光祖不屈身相随。后陆光祖因议论漕运之事,忤了张居正的意,便称病回乡了。

  但两人有个共同之处就是留心禅学,信奉佛事。在这方面,陆光祖比张居正更甚。他是浙江平湖人,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张居正过世后,陆光祖还出来做过官,官至礼部尚书。但不久发现官场世风日下,就时常回避,选择亲近高僧,参悟佛学,成为晚明颇有声望的佛教居士。

  陆光祖与张居正在东禅寺参与修建法云堂,也是心有所好使然。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喜欢佛学是极为常见的。他们在宦海中沉浮,很多时候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便以佛学开解。当然,之所以选择和尚荡畔的东禅寺,与月亭禅师这位高僧坐殿有很大关系。

  月亭禅师之后,又有一名隐士前来东禅寺出家。郑镰《新溪棹歌》云:“水滴青莲拖蔚蓝,渔村蟹舍绕清潭。而今兰若空如昔,谁识当时沈墨庵。”沈墨庵即沈起,字仲方,墨庵是他的号。秀水人,明末诸生。

  沈起其人,可以从《东山先生年谱》中窥见一斑。《东山先生年谱》是沈起编撰的关于他老师查东山生平的一本书。查东山,名继佐,字伊璜,海宁袁花人,崇祯癸酉举人。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他跟着鲁王打了几年仗。兵败后回到海宁,开设敬修堂讲学。后被南浔的“庄氏史案”牵连,入狱。沈起拜东山先生为师早在明崇祯十年(1637),后入敬修堂继续学习。于沈起而言,东山先生可谓亦师亦友,两人还合作了《东山国语》一书。

  明亡后,很多有学识的汉人都选择隐居起来,以著书立说继续自己的理想。清朝文字狱盛行,这些隐士所作之书又往往深藏起来,不为外人所知。沈起的这本《东山先生年谱》也一度失传,直至一百八十年后被同里后生张铁庵发现,才重见天日。张铁庵,名涛,博识周知,以搜罗近代逸事为己任。有一天晚上,他梦见有人催他起床,似让他去拿什么东西。天刚亮,他即入古董市场,发现了这本《东山先生年谱》。

  沈起写《东山先生年谱》,一方面是对先生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对明朝灭亡的总结。曾谓“明不亡于李自成,而亡于厂卫”,目光锐利。这也许与他和金圣叹相善有关。沈起曾学金圣叹评点过《西厢记》等小说。

  明末有气节的读书人是很辛苦的,他们不想出仕清朝,在著书立说中又难掩郁结,故又会受到文字狱的迫害。在看到老师东山先生受“庄氏史案”牵连入狱后,沈起便选择了出家避世这条寂寞的道路。

  沈起出家时已接近晚年。张铁庵重订的《东山先生年谱》跋中说他在康熙十五年(1676)病危。从时间上推算,离月亭禅师圆寂已有八十多年(据《大明高僧传》载,月亭禅师于万历十六年,即一五八八年寂灭)。两人虽然没有交集,可谓擦肩而过,但东禅寺受月亭禅师和法云堂的影响是很长远的。在尚年轻时,沈起到过东禅寺。王江泾人蒋之翘有《同陶原眉、沈仲方过东禅寺访天水师》一诗,记录了三人访东禅寺的情景。相信那时的法云堂还在,沈起很有可能见过所藏的经板,并从天水法师的口中听过月亭禅师的事迹。故有出家之意时,他才会想到东禅寺。

  月亭禅师有一个有名的偈语“楞严经内本无经,觌面何须问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腊月冷如冰”,即在说明人在面对世事变化时所应持有的态度。现实即是遇见,遇见便是现实。世间的温度都是客观存在,坦然承受便好。这也许是面对鼎革之变后的沈墨庵特别需要的。

  在东禅寺出家后,沈起从此用法名铭起。除了每天吃斋念经外,他也同到访的禅友一起参悟佛理。朋友中有一位叫曾王孙的,曾是沈起剃度前的挚友,常坐船来寺中住上几天。这个曾王孙与朱彝尊是小时候的同学,《槜李高逸传》有记:“秀水曾王孙、朱彝尊,少时皆尝问业于璋。”璋即沈璋,字宗玉,号莟章,庠生。为人仗义,所交皆名流。

  除了接待禅友,沈起依旧著书。康熙八年,他为老师查东山先生的《鲁春秋》作序。自己也有《墨庵经学》五种传世。

  沈起圆寂后,葬于东禅寺东南隅,好友曾王孙题其墓曰:墨庵沈公之塔。并为其作志。

  在那个变迁的时代,出家并葬于东禅寺,是沈起一生的坚守。

和尚荡与天花荡(下)
东禅寺古银杏抽发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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