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致，常在山水与诗酒之间。从魏晋开始，隐逸渐成一种风尚。山清水秀的江南，滋养了隐士们雍荣闲雅的气度和潇洒不羁的情怀。宋代嘉兴籍诗人张尧同著有《嘉禾百咏》，他的其他作品都散失了，只有这一百首介绍嘉兴风景名胜的五言绝句留了下来。许多张尧同满怀欣喜描写的景点今天已经无从觅其踪迹，唯从他细致而又多情的笔触中，约略可以体会到当年嘉禾的宜人风物。嘉兴虽属平原地带，没有奇山胜水，却是自然风光，清新可喜。所以，早于张尧同的北宋词人朱敦儒就说：“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朱敦儒晚年致仕以后，寓居嘉兴，在城南的放鹤洲经营了一座别墅，过着绿蓑青笠、披霜冲雪的隐逸生活。

　　朱敦儒一生做官的时间很短，长期隐居在江湖之中，其词也大多是闲适之作。有高雅的志向，原不必执著于入世。和朱敦儒一样“摇首出红尘”的，历代不乏其人。他们有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也有自食其力的辛苦。在封建时代，社会越是黑暗，政治越是混乱，从台阁走向山林的士人就越多。孔子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后代文人的出世之想，往往也是建立在入世失败的前提下，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其中掺杂着许多政治因素，也许并非“性本爱丘山”这么简单。如果世道不是太坏，陶渊明的官说不定还会做下去。后来孟襄阳吟着“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诗句离开京城，也正是他一生进退无奈的写照。李白说孟浩然“红颜弃轩冕”，实在是过于美化了他的隐逸。

　　不过，人世间事往往不够完满，才透露出咀嚼不尽的深情。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封建社会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但是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也无法对自己的时代漠然置之。不够潇洒，也许是因为背后的人生跌宕起伏，谁也不能做到彻底放手；也许是因为心存理想，尚有不甘于此的念头。风光秀丽的山水和平静朴实的乡村隐藏了一颗颗仕进的心。朱敦儒曾以清高自许，“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他要长醉不闻风雨，也不再管那纷纷扰扰的世事。那时的放鹤洲，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描述：烟波浩渺，有一舟引渡，洲上屋舍精致，有琴棋书画。那种隐逸的风度和胸襟令人神往。所以范仲淹题范蠡宅，“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心高意远，原不论庙堂与江湖，气定神闲，何必问功名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