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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与台北
发表时间:2020-06-08 13:35:11     阅读次数:376     本文编辑:嘉兴少儿/幼儿艺术培训_嘉兴中小学培训_嘉兴草屋网
  “那年秋天的台北天空,是否也这么洁净呢?”我说的那年,是一九四八年。就在九月下旬,画家丰子恺从上海来到了台北。

  那年,丰子恺正好年满五十,面貌清癯,留着著名的山羊胡子,神态稳重。或许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精神虽好,却略显老态。这印象,是我从他在台湾所拍的照片中获得的。

  丰子恺会到台湾,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八年抗战之后,重回故乡,旧居缘缘堂只剩断垣残壁。亲友离散,莫知所踪。更难过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过战争,却在这年八月里,于贫病交困中过世了。

  心情不好,可想而知。更大的压力是面对一天天高涨的物价,谋生大不易,光是张罗家中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就够累了。此或当开明书店的章锡琛老板邀请丰子恺一起到台北看看开明分店时,他便答应之故。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试探迁居南国的可能。女儿丰一吟那年暑假刚从艺专毕业,跟章锡琛家人都很熟,乃跟着同行。

  两家人于是搭乘“太平轮”,从基隆上岸,来到了台北。

  章家人住进了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的开明书店台北分店,那是一长排有着洗石子立面的三层洋楼街屋之一,样式古朴。丰子恺父女则住进转角巷内的招待所,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这是正式的地址,留存着浓浓的时代过渡味道。照推算,应该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号巷内。

  中山北路东侧这一带,与几个重要官署相近,日治大正时期被辟为公务员宿舍区,乃取名“大正町”。该町规划系仿照日本京都棋盘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条通”直到“九条通”这样的巷弄名称。因为是公务员住宅区,治安出了名的好,战后国民党高官一进台北便纷纷抢占,蒋经国早年便是住在这附近的。

  十月里,丰子恺在台北,通过广播作了一次演讲,谈“中国艺术”,还在中山堂举办过一次画展。门生故旧陆续来访,加上新认识的朋友,日子过得倒也热闹。晚上,他多半跑到开明书店与章老板喝酒聊天。丰一吟觉得无聊,不想听,常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了,整个房子一片漆黑,把她吓得躲了起来,丰子恺回来,忙问:“怎么啦?怎么啦?”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他在台北,什么都好,就是喝不惯这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来书店,却还是解不了他的瘾。人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台湾没美酒”最后竟成了丰子恺决定不移居台湾的理由。艺术家率真的性格,表露无遗。

  我一直不大相信丰子恺是因为没有绍兴酒可喝,而不愿意搬到台北的。语言的隔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我想。丰子恺初到台北,曾带着女儿上餐馆。父亲能吃海鲜但不要猪油,女儿不吃海鲜,猪肉却要瘦的。两人跟女服务员指手画脚讲了半天,不通就是不通。丰子恺灵机一动,改用日语,果然一下就讲清楚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国话才能沟通。”他不无感慨地这样说。

  语言的问题,一直是个问题。尽管两年前就已经全面禁用日文,人们也乐意学习中文,但百分之七十五的日语普及率,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这次慕名来拜访丰子恺的人士,还是少有能用国语与之交谈的。

  今年秋天,我有机会去台北,特意来到五条通,企图寻找昔日丰子恺父女在台北所留下的点滴遗迹。一个下午里,我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从狭窄巷弄仰头看到的那一方湛蓝台北天空,以及早退到二楼的“台湾开明书店”招牌。
作者: 嘉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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