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一份“文革”时期的步行串联证明，十六开纸，至今已经四十八年了。

　　1966年下半年开始，嘉兴各中学的学生开始外出串联。9月，经各中学推荐，当时嘉兴县的六百三十五名“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各校“红卫兵”又组织学生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串联。好多没有被推荐上北京的“红卫兵”，就自发组织步行到北京以及韶山、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我那时是嘉兴三中的初一学生，因家庭成分不好，起初只能被安排在省内串联。后来才到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地去，回来后又和同学步行到四明山。到家后听同学讲，马上将开始全国步行大串联，学校在开证明、发补贴。

　　1967年2月5日，我赶到冷冷清清的学校。总务科后窗口却相当热闹，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凭学生证开了保存至今的这张串联证明，还领了三十元钱和三十斤全国粮票。2月11日，弄堂里的青年工人阿钟要到杭州去批斗江华，我和邻居小伙伴福民、小弟也一起同去。走进拥挤的火车站，在月台候了好久，我们终于挤进一列南下的火车。车厢里，我们被挤得喘不过气，尽管冬天，身上已有汗。到杭州，下车的学生很多，我们才抢到座位，阿钟就提议到广州。很快，车厢又被挤上车的“红卫兵”围得动弹不得。我们在火车的震动声中，朦朦胧胧睡去。醒来天已暗，车停在金华站，大家又渴又饿，挤下车买了面包充饥，又慌忙挤上车。火车离开金华，在漆黑中奔驰。半夜时分到鹰潭，听说前面有事故，火车不开了。阿钟带我们下车。在车站，阿钟看了我的串联证明，拿了圆珠笔，把“壹人”改成“拾壹人”。当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到了一所学校，在课桌搭的床上睡了一夜。

　　那时，接待站吃饭是免费的。第二天，站方动员我们“回家闹革命”，还发给了回嘉兴的车票。我们一行用我的证明和学生证，借了二十元钱和粮票，一起放在阿钟处。在鹰潭街上看看街景后，我们回到火车站。月台上是和嘉兴一样的景象，不管火车北上还是南下，人们都蜂拥而上。下午，我们挤进一列到广州的车。火车开开停停，到向塘时，又停了，要求人们全都下车。时已夜半，向塘站停了好几列满载“红卫兵”的火车。犹记得那天肚子真饿，一时还没地方买吃的，后来好不容易买了包有橘子味的江西特产灯芯糕，吃了却更觉饿。

　　天快亮时，一阵喧闹，月台上的“红卫兵”争先恐后地挤上车，阿钟和福民先后挤进去了，我和小弟就是挤不进。又见有人从车窗爬进去，我忙拖了小弟也紧跟其后，先托小弟爬进去，他再转身拉我。我俩挤过好几节车厢，就是找不到阿钟他们。人也又饿又累，又是半夜，只好在车的过道上挤点地方坐下，俩人背靠背睡着了。醒来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再去找阿钟，还是没找到。有位列车员见瘦小的我们到处找人，就过来问。我拿出证明，说是掉队了。她得知我们无钱无粮票，又饿了一天，就送了包饼干，还劝我们到前面的韶关下车。

　　车到韶关，又是半夜。列车员送我俩到设在月台上的红卫兵接待站。他们看了证件，先给我俩喷预防雾剂，在证明上盖了章，又派人送到接待总站。那是一座老式的三层楼房，一进大门，只见厅堂的地板上睡满了人。有人领我俩到食堂，给我俩每人一碗稀饭、两只白馒头，还有盘咸萝卜，这令我们喜出望外。

　　第二天睡到中午，起来到食堂，又是免费饭菜。接待站安排我俩去学校看大字报后，动员我俩回家。说是“中央文革”最新指示：打回老家闹革命。随后，给了两张后天一早到嘉兴的火车票，还发了伙食补贴。在我的串联证明上注明发放途中伙食补贴五元，并盖章。第二天，我和小弟在韶关游荡，见河畔全是香蕉树，结满“香蕉”，就随手采了吃，有甜有涩。当地人看见，有的在偷笑。不料，我俩一到下午肚子就又痛又泻。接待站的医生知道后，马上配药，还笑着对我们说，这是芭蕉，没熟透，不能吃。就因这事，第二天接待站的人送我俩到火车站，还多借十元钱给我和小弟，以防我们不测。

　　回到嘉兴，阿钟、福民还没有回来。这时，停止全国大串联的文件已经传达，这个证明也就没有用了。留存今日，也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的一种记录和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