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五九年拜名中医陈仲楠先生为师。陈先生空下来的时候和我们闲话，常提到年轻时与他一起行医的朱斐君中医师，还有一位是比他大的李子牧中医师。

　　朱斐君医师以看时疫为主，也即现在讲的传染病。有段时候，他很忙，上午在家门诊，下午坐汽艇，开到乡下的大集镇为人看病，那边早有人挂了他的号，回嘉兴常在晚上。

　　陈仲楠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前则是坐轿子出诊的，听先生讲，那时起码要有秀才身份才可以坐轿子，而有资格坐轿子的医生，当时有李子牧医师和张建霞中医的丈人（也姓朱）。新中国成立后，不兴坐轿子了，陈仲楠先生出诊时就改坐黄包车。先生说，因为朱斐君经常出诊，要赶时间，所以常用汽艇。

　　抗战时，几位嘉兴名医都在上海行医。陈先生讲，能在上海滩站住脚的医师有三位，第一位叫张艺成，桐乡乌镇人。张医师德高望重，从不中伤同道，请他看病，若前面有其他医生看过，张医生至多讲“你已吃过某某医生的药，现在吃吃我的药看看如何”。另外两位即是陈仲楠、朱斐君两位了。

　　陈仲楠先生旧时沾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禁烟。于是，陈仲楠与朱斐君一起去参加戒烟活动。陈先生后来再没有吸过鸦片，连香烟也不吸。听先生说，他是看了《从猿到人》这类唯物主义的书后，有了新认知，觉得要“洗心革面，顺潮流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