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松先生是嘉兴九三学社副主委，一直以来对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颇有研究。市区梅湾街的褚辅成史料陈列室暨金九避难处5月27日要开放了，这里，我们刊出王天松先生《1938年褚辅成先生在浙东》一文，以飨关心褚先生的朋友和读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下半年上海、嘉兴、杭州相继沦陷。褚辅成先生在上海为避日寇胁迫他出任上海伪维持会会长，从上海出发走水路到宁波经温州转缙云，住老友前国会议员赵舒(明芷)家。此时由刘英领导的中共浙江省委、由黄绍蛇主持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也都转移到了浙东。

褚辅成先生

　　1937年11月下旬，汇集金华的江、浙、沪及桂林、南昌、武汉等地的一批抗日救亡活动人员，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乘坐国民党浙江省建设厅的敞篷卡车来到了丽水。其中，由中共地下工作者骆耕漠、潘念之协助褚辅成先生发起组织的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100多人也到达了丽水。还在上海沦陷前，骆耕漠和潘念之就与褚辅成先生熟识，他们都是沈钧儒先生组织发起并领导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成员。1937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在分析当时上海形势走向时，潘念之说起，北伐军寸丁到浙江时，被国民党中央指派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代理主席(相当于省长)的褚辅成先生认为，上海很快将沦陷，如果他不设法离开，将被日寇欺凌，可能会出现要他充当上海伪维持会会长的危险。因此，褚老先生想发起组织一个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回浙江去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回乡服务团筹建后，褚辅成与骆耕漠、潘念之相互约定，3人回浙江到丽水遂昌火柴公司会面。约定后，骆耕漠从上海经水路至泰州转陆路到南昌，再转坐浙赣线火车到杭州潜回老家。褚辅成先生从上海走水路经宁波、温州到达缙云。1938年春节后，骆耕漠到达丽水，与先于他到达丽水的褚辅成先生会合。经褚辅成介绍，去遂昌火柴公司找郑楚臣，商量解决回乡服务团的吃、住、经费等问题。郑楚臣在丽水是个土财主，少有文化。他解决了回乡服务团的住房、吃饭和来往招待经费，又拿出火柴公司两栋仓库空房，供其使用。随即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挂出牌子开展活动。当时除上海外，从桂林、南昌、武汉、嘉兴、无锡等地去丽水的回乡服务团有四五批之多，所有这些人在丽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经费、场地等，都由褚辅成先生出面联系当地的老知己、老同事一一给予解决。骆耕漠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了褚辅成和郑楚臣的这些社会力量，有利于回乡服务团开展活动，有利于我们党对黄绍站进行统战工作。

　　1938年2月，褚辅成接到沈钧儒从汉口捎来的亲笔信，邀褚辅成去汉口参加即将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信中告诉褚辅成先生，日本军阀心甚狠毒，战争必然扩大到全国，国民政府将迁渝，国共合作抗战事实上已很明显，也是必然趋势。武汉三镇又为敌军所必争，希望褚先生也赶快入渝。并说政府当局拟在西南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将严禁鸦片。褚辅成接到老友沈钧儒来信后准备入川，并告知骆耕漠。骆耕漠从丽水赶到缙云探望褚辅成先生。骆耕漠在回忆录中写道：“褚老除了已经关照几个县的老知己、老同事外，还对我做了关照，如我工作上遇到困难也可用他的名义同这些老前辈去商量，我表示感谢。同时，我向褚老表明，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机关在你去汉口后，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的名义就停止下来，你的工作则仍可设法进行下去，以后我如有机会再到汉口，一定会到你府上汇报工作。”1938年4月上旬末，骆耕漠借出差去汉口的机会，办完事后到褚辅成先生在汉口家中问候，并汇报自褚老离开后的工作开展情况。当褚老知道他与骆耕漠当时在丽水一起创办的《动员周刊》仍在继续发行时十分高兴，当即拿出100元要骆耕漠带回去补助《动员周刊》的困难，使骆耕漠深受感动。

　　褚老离开浙东的3个月后，回乡服务团停止工作。当骆耕漠去遂昌火柴公司向郑楚臣告别并表示感谢时，郑楚臣说：褚老曾经交代过，回乡服务团工作停止后，仍要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因此，褚辅成先生虽离开浙东，但骆耕漠、潘念之、张锡昌、严北冥等党的地下工作者仍继续运用褚辅成在浙东的资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得到很多方便。 
  
　　褚辅成先生在浙东前后不足3个月。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不代表政府，但当国家蒙难、人民受辱的时刻，积极与中共的地下工作者真诚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良知。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褚辅成先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沿。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