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大地震后，虽然对远在江南的嘉兴毫无影响，但那个年代的信息闭塞，再加上地震知识的空白，灾难的恐惧在平民百姓中蔓延开来。这股“屋倒完、人死光”的“震波”，波及了嘉兴城乡。
 
　　不久，嘉兴县的城区（时称嘉兴镇），由当时的镇革委会副主任挂帅，成立了“嘉兴镇抗震救灾指挥部”。这似乎宣告嘉兴也要发生地震了。指挥部从民丰、冶金、电控、水厂、交运等企业单位抽调年轻力壮的工人作抗震救灾队员。百余人的队伍集中到镇委礼堂（原城隍庙大殿）昼夜值班。晚间，抗震救灾巡逻队在城区的每条街道反复巡视，遇到路人，就告诫当心地震，一旦闻警，要立即从家里逃出，撤到远离房子的旷野……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地震消息满城风雨。
 
　　“嘉兴要地震！”城外的乡镇百姓神经也高度紧张起来。五花八门的地震预兆知识，叫人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什么“癞蛤蟆打堆”、“牛勿进棚”、“狗叫不停”、“鸡鸭乱飞”等等动物的反常现象都成了地震的“预报”。特别是居民被告知备好干粮，打好包裹，夜间要到户外睡觉时，仿佛地震就要发生了。我们东栅镇的避灾点指定的有两处：东栅大街中心小学的操场和下塘街的东栅机管站白场。夜幕降临，街上犹豫不决的人们三步一回头地离开家门，赶往小学。当然，那班小学生听说晚上不用困觉，新鲜异常，开心煞，“三个成淘，四个成堆”地在操场上玩起了游戏，丝毫没有一点避震的忧虑。
 
　　几天一过，“到底震不震”的疑问，让人慢慢疲沓起来。汉塘弄的敏阿伯，为了让读书的小孩睡个安稳觉，宁可自己熬夜。她不知从哪里吸取到防震“经验”：取一只小口瓶子倒立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瓶，一旦瓶子摇晃，立刻拉醒小孩。偶尔哪家守瓶防震的人一打盹，意外带动了桌子，瓶子突然倒下，吓得大呼小叫，四邻也被惊动，瞎搭糊涂地乱跑一气。
 
　　有一天黄昏，气压特低，人人都说气闷煞哩。天还下起了大雨。“今夜要地震”的猜测，使得为防震而疲惫的人们又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家里的气氛也第一次有股风雨欲来的凝重感。灯光下，我手捧小说《醒了的土地》，没有看进几行字。弟弟一会儿坐，一会儿立，不时到窗口张望。只有母亲一丝不苟地纳着鞋底，鞋线拉动时，她抬起头说：“不会的，格廊哪哈会‘地动’呀。”其实，我们听到的地震消息，无权威可言，张三说大雨是先兆。李四讲气闷是地热。时在“文革”，居民家里既无电视，又无报纸，唯一的消息来源是有线广播。这是那个年代为及时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而实现的“家家喇叭响”宣传网的成果。屋檐口无休止的雨声，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有点断断续续的噪音，我静听细辨，没有听到唐山救灾的一点消息。国际歌响过后，广播结束。除了窗外哗哗的雨声，母亲拉动鞋底线“呼—”“呼—”摩擦声的间隙，屋内变得异样的安静，加上纸质蚊烟“六六粉”的呛人烟味，有点让人窒息。兄弟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想象大雨中的小镇和老宅会发生什么。
 
　　夜深了，雨没停。突然，弄堂里响起“嗒嗒嗒”的脚步声。全家人心里一惊，回头朝黑暗的弄口张望。“祥嫂，今朝夜里当心点，人家都讲要震哩。”随着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居民小组长王家三阿妈边走边招呼我娘，来到了我家堂屋。老人搁好雨伞，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真哎呀，介大格雨，震起来勿搭山头。”我们没有搭讪。母亲收好鞋底，若无其事地答道：“我勿相信，房子会震倒。每次台风，四邻八宿都到我家避灾，勿要紧哎。再讲啥辰光听说格廊会‘地动’。”东栅的老人们说地震为地动。灯光下，大家围坐在八仙桌旁。有人讲起了“地动”的传说：观音菩萨脚踩的鳌鱼，它的罨头扇一扇，人间地面就会动一动，倘若鳌鱼的头或尾巴搳一搳，地上就要山崩地裂了。地震如此原委，言者闻者，虽无人信之，但雨夜的担忧，心照不宣。
 
　　一夜无眠，天亮后雨停了。小镇依然喧闹起来。人们见面，特别亲切，好像彻夜的雨冲走了“地震”的灾难。邱家桥野猪浜的金阿泉一到茶馆，滔滔不绝地唠叨起夜间不少农家披着蓑衣，撑起雨伞，躲到桑园地里避震的经历，无奈地告诉茶友：鹰潭12岁的外甥劳文勇，来乡下白相。地震的折腾，小家伙闹着要回家。他口口声声讲，要死，同爷娘死一道。舅妈没办法，今朝陪伊乘火车回江西。
 
　　10多天后，嘉兴镇抗震救灾指挥部解散。时在自来水厂做临时工的邻居阿良，被借调到指挥部，他私下跟我讲，嘉兴的防震有点自吓自。只能说是一场没有科学依据，非理性的“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