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上） | |
| 发表时间：2020-06-06 15:26:12 阅读次数：355 本文编辑：嘉兴少儿/幼儿艺术培训_嘉兴中小学培训_嘉兴草屋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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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近现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 1927年6月2日，端午时节，榴花盛开。临近中午时分，颐和园里游人稀少。对于在园子里劳作的清洁工来讲，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当清洁工来到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边时，远远地瞥见一个约莫50岁的男子，正坐在鱼藻轩的石船上，不停地吸着纸烟。过了好一会儿，清洁工注意到他还在那里，偶尔站起来，在湖边走来走去。离他更近些时，只见他短短的身材，一身旧式的青马褂，面部显得有些苍黄，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最显眼的，是他脑袋后拖着的一根长辫子，精心缀上的红帽结依稀可见，而他，就是王国维。 清洁工没有多想，继续埋头劳作。大概下午3点钟，他突然听到扑通一声，那人不见了。他急忙跑到湖边，见那人已扎进了不深的湖水中。手忙脚乱间，清洁工奋力将其捞起，发现其口、鼻都被淤泥所塞，终究窒息而死。而此时，王国维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举身赴清池”，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50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在听到消息时，蓦然感到“一个猛烈的刺激”，为之“失望而悲叹”。 第二天的下午1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清洁工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等。到了下午4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面写着“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打开后第一句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此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8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有确论的“谜面”。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的人，都认为不值得。而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位哲学大师的逝去。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李泽厚分析王国维，认为他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他满含深情地写下：“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种境界，成为众多学者一生笃信和坚守的信仰。 王国维去世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当时雇佣一辆人力车往颐和园方向走，行至半路时突然叫停，让其速速折回去。他心里惦念的，是几天前谢国桢及赵万里曾托付他，书写扇面两页。当时书写时，他将谢国桢的称呼，误写作兄。于是，王国维中途返回校园办公室，用墨笔将“兄”字改为“弟”字，然后再镇定地重新上路，来到颐和园自沉。王国维为赵万里题写的扇面，为《玉山樵人诗》，里面有一句写玉山樵夫“回避红尘是所长”，诗句间，王国维的出世之志隐隐若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对于“红尘”不见得是“所长”的，但的确一向是敏感而畏惧的。 早在“百日维新”和“诏废八股”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大乱将随之矣”。 在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一切。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摘选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大师巨匠》2019年9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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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郑贞铭 丁士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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