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骨文大家严一萍 | |
| 发表时间：2020-06-06 15:27:26 阅读次数：243 本文编辑：嘉兴少儿/幼儿艺术培训_嘉兴中小学培训_嘉兴草屋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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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一萍1912年生于新塍东栅，原名城，又名志鹏，字大钧，以号行，室名萍庐。祖辈务农，父亲严乐山经营肥料行。新塍正蒙小学毕业后，严一萍在许锦城医室习中医。不久到上海江南学院读政治经济，因学校停办而辍学。严一萍青少年时期思维活跃、追求进步，受新塍早期共产党人沈选千、朱亮人等影响，喜欢阅读进步书刊，与同学许明农、沈德基编印《春雷》月刊，并为《少年新塍》撰稿。 1934年，严一萍经新塍同乡张木舟介绍，到陕西长安县政府任秘书。抗战初回禾，1939年出任新塍区区长，1943年改任嘉兴县政府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严一萍得悉老师沈春晖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理书记，乃赴沪投奔，被任命为书记室总干事。后遇政府机构缩编人员，继而转入实业界，入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的中纺建设公司,任稽核。自1947年起，稍有积蓄的严一萍开始收购古籍，且特别留意乡邦文献，编纂成《新塍新志初稿》，其中 “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二卷付印，可惜包括“人物艺文”卷等初稿，文革期间被家人焚毁。这一时期，严一萍还有心于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 甲骨文的重见天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开辟了坦途，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甲骨文发现伊始，不少人就走上了研究甲骨文之路，如王懿荣、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其中有四位学者在甲骨文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他们的名号中都包含有“堂”字，被后人称之为“甲骨四堂”，从“一堂”至“四堂”依次为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至1949年，“甲骨四堂”中只剩董作宾、郭沫若两堂。醉心于甲骨文研究的严一萍，纵观时势，感到投郭沫若实属无望，于是出走香港，欲拜已在台湾的董作宾门下。 在政权更替之际，严一萍抵达香港。其时，新塍同乡好友张木舟、同学沈德基两人，均在同为同乡的张子良在香港开设的长丰公司供职，严一萍旋即前往探询去台路径。不久，严一萍接得台湾发行的学术性期刊《大陆杂志》创刊号。阅后，不但了解到同乡原国民政府嘉兴县县长兼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梓良服务于该杂志，而且发现董作宾是该杂志的发行人，严一萍喜不自胜，更加急切希望赴台谒见董作宾。于是，他致函在台的王梓良等人，请求他们帮助办理入台事宜。后由王梓良及原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书记长谈益民俩人具保，严一萍才获准入台。入台后，严一萍第一时间，取自己研究甲骨文的成果《殷虚医徵》一书求见董作宾，得其赏识。由此他出入于台湾大学董作宾之研究室，进而至中央图书馆及后来新建的中央研究院、故宫图书馆等，为他的甲骨文及文史研究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文化及文化产业显现断层，严一萍有意向此发展。1952年，由同乡张木舟、顾乃登出资，严一萍在台北创建成立艺文印书馆，其老师董作宾担任发行人，张木舟任董事长，友人高良佐任经理，严一萍自任总编辑。因高良佐在杭州解放时和中共有联系之事事发，严一萍受牵连，被台湾当局拘押两月才获释。艺文印书馆经此波折，被迫暂行歇业。然而，严一萍致力于文化事业义无反顾，稍作调整，又重整旗鼓，恢复艺文印书馆的经营，并自己兼任总经理。从此，艺文印书馆在严一萍和同仁的努力下，走上了发展的坦途，出版发行了一系列在国际图书界较有影响的书籍。1954年，艺文印书馆选入发行的第一部书，为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藏的南昌府学本附阮元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1958年之后出版国学大型套书《四库善本丛书初编》、《续编》、《文渊阁四库全书》。1964至1969年间，印制严灵峰提供底本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以及《百部丛书集成初编》、《续编》、《三编》。另外，史学方面有西清《黑龙江外记》等清人著作、严耕望所编《石刻史料丛书》甲、乙编；宗教方面有《正统道藏》、《禅宗集成》。1956年，美国亚洲协会副代表舒威廉曾主动印制英文广告向世界各地推介“艺文”，1962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和出版商大岛五郎都协助“艺文”书籍在日本销售。“艺文”书籍的销售比例，日本占50%、欧美占30%、台湾占15%、香港占5%，东京、大阪、旧金山均有代理商及分店。严一萍和“艺文”的同仁们，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始终努力不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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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叶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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